阅读 | 历史上的瘟疫与人：鼠疫防治——中国公共卫生的开端 （之三）

张大庆

“万国鼠疫研究会议”的最重要结果之一是提出设立北满防疫处的决议。会议的决议指出：

●  迫切需要对肺鼠疫病人进行隔离，应当设立永久性的隔离病院。隔离病院能对病人进行单独隔离，有防鼠设施且易于消毒。

●  应当设立一个永久性的卫生核心组织，在鼠疫发生时能及时扩充；应当列出一份医务人员名单，在鼠疫爆发时，能立即指派他们前往流行地区。

●  为了确保这些建议落实，应当尽各种努力创建一个中央公共卫生处，尤其考虑到未来对传染病爆发时的管理和报告。

1911年5月，伍连德婉拒了清政府让他留京出任管理全国卫生与医院事务官员的邀请，返回东北筹建鼠疫防治机构，因为他感到推进鼠疫防治的科学研究比在官场的升迁更为重要。伍连德的决定得到了陆军部和外务部的支持，陆军部保留了他陆军医学堂帮办的任职和薪金，外务部则协助他与哈尔滨海关税务司洽谈筹建鼠疫防治机构的款项，鼠疫防治机构的每年预算为6万两关银。伍连德首先在沈阳拜访了新任总督赵尔巽，陈述了筹建防疫机构的重要性，并得到了赵尔巽支持，从省银库中拨付14万两白银用于医院建设。其中，哈尔滨5万两，满洲里4万两，齐齐哈尔3万两，拉哈苏苏2万两。此外，吉林巡抚划拨了哈尔滨俄国新城与俄国租界之间的120亩土地供医院建设所用。

辛亥革命后，由清政府批准的北满防疫处的建设延缓下来。所幸的是，新成立的民国政府和地方当局很快就表示仍然支持该机构的建设。伍连德也积极穿梭于当地官府、外务部和海关总署，筹措医院日常运行的经费。1912年，北满防疫处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哈尔滨。它由两个独立的建筑构成，一栋用于行政办公和卫生中心，处理和检疫一般患者；另一栋是隔离医院，用于隔离病人，医院装备了对当时来说相当先进的细菌实验室。到1926年，北满防疫处还增设了实验室、图书馆和博物馆，其中包含可能是肺鼠疫在人类与动物世界最完整的标本和专门的医学科学图书馆，收藏相关书籍达数千卷。没有流行病发生时，医院可作为普通医院。类似的隔离病院在满洲里（1912年），拉哈苏苏（现黑龙江省同江市，1912年），三姓（现黑龙江省依兰市，1913年），大黑河（现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1914年）和牛庄（现属辽宁省海城市，1918年）等地也相继建立。防疫机构的建立对东北地区流行病控制发挥了重要作用，至1919年，东三省一直没有鼠疫的大流行发生。因此，北满防疫处不仅是民国时期我国建立的第一个公共卫生服务机构，而且也是我国建立的第一个区域性的现代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北满防疫处不单在鼠疫防疫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在之后的霍乱防治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如在1922年霍乱疫情严重时，东北地区的死亡率为14% ，而在其他地区死亡率在16%，并且持续时间长。

伍连德领导的北满防疫处在预防和控制传染病和发病机制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从1912—1931年的20年间，北满防疫处显示出区域性公共卫生和现代医学体系建设的重要价值，它不仅仅为中国的公共卫生和医疗系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模型，也在开展系统深入的医学研究方面积累了经验。

在北满防疫处设立的20年里，它出版了一系列的报告。根据这些报告，我们可以发现，北满防疫处除承担防疫工作外，它的功能还包括提供医疗服务，如非疫病流行时期，医院也收治一般内科、外科和其他传染病的患者；广泛开展公共卫生服务和宣传，如协助当地官员和学校为儿童和广大市民举办卫生宣讲、展览等。伍连德的目标是要将北满防疫处建设成为一个公共健康服务机构，并成为中国医疗卫生的一个榜样。191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国医学考察团访问北满防疫处后，肯定了它是中国政府建立公共健康服务机构中唯一正确和成功的机构。

20年间，北满防疫处在疫病防治、科学研究和医疗服务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伍连德的多篇文章在《柳叶刀》《英国公共卫生杂志》等国际著名期刊上发表，为中国现代医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预防和控制疾病方面，截至1919年，该地区已从重大疫情中解脱出来。1919年，霍乱侵入哈尔滨，北满防疫处为患者提供了有价值的医疗、护理服务，有效地遏制了这种流行病的进一步蔓延。在1920—1921年东北地区第二次鼠疫流行时，在北满防疫处的努力下，受害者总数和流行区域得到限制。北满防疫处对1911年和1921年爆发的肺鼠疫，1928年、1929年和1930年的腺鼠疫，1919年和1926年通辽地区的霍乱入侵等开展了广泛、深入地调查与研究。除鼠疫疫情的预防和控制之外，北满防疫处还负责东北地区其他传染病，包括回归热、炭疽病、霍乱、流感、猩红热、性病等的防治任务。

伍连德及其同事对肺鼠疫进行了系统的实验研究，报告了肺鼠疫、鼠疫性肺炎的病理学改变、鼠疫传播的流行病学等。相关主题的论文发表在两年一度的《北满防疫处报告》及《中华医学杂志》等学术期刊上，一些研究也在远东热带医学协会上报告。除进行鼠疫、霍乱及其他传染性疾病的实验和临床研究外，北满防疫处的研究还涉及公共卫生、禁毒、医学教育和医学史等领域。

在医疗保健服务方面，伍连德发现现代医学在中国发展的最大障碍是缺乏合乎要求的现代化医院。他极力呼吁建立一个设备齐全的现代化医院。因此，伍连德在建立北满防疫处时，就考虑到隔离医院的设置可在平时作为一般性的医疗服务机构。

除北满防疫处预防疾病的繁忙工作中之外，伍连德对医学史也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对西方医学传入中国的历史格外留意。在1931年的《北满防疫处报告》中，他发表了一篇论文，介绍西医在中国的早期情况。他指出，虽然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医学交流有悠久的历史，但直到19世纪下半叶，中国西医的水平只相当于中世纪的欧洲医学水平。他们过度忙于诊疗工作，很少对科学和公共健康问题感兴趣。他认为，1866年广州医院设立医学校开启了中国现代医学的新篇章。

吸食鸦片是中国近代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伍连德一直反对吸食鸦片。1925年，在东京举行的远东热带医学协会第六届会议上，伍连德提交了一项决议，呼吁限制鸦片的生产、销售，指出其使用只限于医疗用途。他强调，禁毒是一个公共卫生的措施，与预防传染病一样是政府的责任，各国政府都应承担其这个责任，抑制毒品的泛滥。

辛亥革命之后，民国初建，政府常入不敷出。在北京的驻华外交团因为控制庚子赔款的使用，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有重要影响。因此，伍连德也与在京的外交机构保持联系，以获得维持北满防疫处的日常经费开销。中国的第一个公共卫生机构——北满防疫处，不是隶属于内务部卫生署而隶属于外务部，这是一种无奈。在伍连德的积极努力下，北满防疫处一直得到了中央政府和地方财政的支持。从1912年开始，北满防疫处的账户一直由海关关长按照严格的海关程序保留及使用。不过，由于海关批准的每年6万元的维持经费，按最初的规定，需要每年独立申请。

为了使北满防疫处保持长期稳定的工作，1916年11月11日，伍连德写信给外务部。在信中，他强调北满防疫处每季度定期提交政府报告，并在中国、美国及欧洲的科学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所有工作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因此，政府应当保证北满防疫处的年度资金申请，以便更有效地完成工作，让医务人员有安全的感觉。

1931年4月4日，行政院通过了一项法令，将北满防疫处划归卫生署管理。然而，由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日军控制了东北，北满防疫处也不得不结束了其原初的使命。所幸的是，1930年7月1日，国民政府设立海港检疫管理处，收回了象征国家主权的海港检疫权，伍连德因在北满防疫处卓有成效的服务，被任命为海港检疫管理处处长，在更重要的位置上开始了他的新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