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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防疫史

中国防疫史


作者:邓铁涛  出版时间:2007年03月

书名:中国防疫史

作者:邓铁涛

出版单位: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ISBN:9787806665781

版次:1版

印次:1次

出版日期:2007年03月

印刷日期:2007年03月

开本:16开

尺寸:297mm * 210mm * mm(长*宽*高)

纸张:轻型纸

包装:精装

字数:1,264千字

页数:756页

定价:188元


内容介绍:

  《中国防疫史》是国内第一部详尽记述我国防疫历程的学术专著。承前启后,以史鉴今。本书在思想上超越了防疫的技术层面,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医学、人文等多个领域。以科学思辨的眼光审视上下五千年,以传染病为视角诠释政权的更替、经济的盛衰、医学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文化的变迁。讴歌了中国人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在与传染病做斗争中表现出来坚忍不拔、聪明睿智。本书海纳百川,集百家之言,汲取古今史料之精华,引述后人史学考证细致入微,言必有据,不牵强附会、妄加评论,以严谨的治学态度贯彻始终。对于近现代部分,特别是本世纪初对世界各国影响较大的烈性传染病——非典型肺炎作了较为客观、正面的评述,彰显了我国政府和人民在抗击非典中所做出的举世公认的贡献。本书作为国内第一部防疫史史书,为史学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建立了传染病史史学体系,填补了医学史学空白,本书可谓传染病史史学研究的奠基之作,其对后世影响无法估量。



序言:

《中国防疫史》序一

钟南山

 

2003年的SARS风暴之后,人们重新关注起传染病(古代称为疫病)的问题。事实上,从远古开始,传染病就与人类社会始终相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以及医学水平的提高,传染病的危害尽管已经减小,但远未离开人们的视野。

中国自古代以来,就凭借先人的经验积累与理论认识,与传染病展开了持续的斗争。邓铁涛教授主编的《中国防疫史》一书,综合了大量史料和研究成果,为人们展现了历代劳动人民和医学家防治传染病的情形,这对我们更完整地了解中华民族繁衍成长的历史,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甚至一些历史事件、战争胜败,也可以从传染病影响的角度得到新的认识,这又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19世纪开始,西方生物医学的进步,使传染病的防治出现了重要转折。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防疫事业的发展。在20世纪,尤其是1949年以后,通过新中国数十年的努力,大多数危害严重的传染病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中国防疫史》一书回顾了这百余年来的艰难历程,对新中国的防疫事业给予了充分肯定。

如果与历史相比较,2003年的SARS疫情也许还不算最严重。但对SARS的研究表明,人类社会还随时可能面临各种新出现的传染病。这说明我们的防治工作必须常抓不懈,并且要与时俱进。抗击SARS期间,我国颁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就表明中国的公共卫生工作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除了急性传染病之外,我们还必须知道,众多慢性传染病也在不停地向人们侵袭。这些疾病有被称为世纪瘟疫”的艾滋病,有重新抬头的肺结核、血吸虫病等。此外还有乙型肝炎,在我国感染者众多,病毒携带者高达10%,这已经造成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人们如果不在心理上和技术上对慢性传染病给予充分重视,将来的影响还将更加严重。正是出于对此的重视,《中国防疫史》一书不但记述历史,而且触及现实,在回顾过去的同时,更正视21世纪的重大挑战,这使本书内容的深度和广度都大为增加。

了解过去,方知道今日来之不易;直面现实,才能迎接未来的挑战。《中国防疫史》一书并不只是汇列统计数据和医学资料,而是有史有论,我想它不仅对卫生防疫人员或历史学工作者有参考作用,对关心中国社会和卫生状况的人们也是一本有价值的专著。



《中国防疫史》序二

李经纬

 

中国疫病流行与防治的斗争,几乎与五年中华文明同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内外交流渐趋频繁,加之兼并战争与反侵略战争,使国内外交流之规模逐渐扩大,疫病的流行也更加猖獗。特别是烈性传染病鼠疫、天花、霍乱由境外传入,给我中华民族以极大的杀伤。令人欣慰的是,对鼠疫,中国诗人师道南指出:“人见死鼠如见虎”,警示人们预防之;“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居民防鼠患意识日益增强;加之古代早已形成之灭蚤等环卫措施,使鼠疫在中国之灾难明显不如国外残酷。对天花,中国医学家在传入之初,便强调了“稀痘法”防治思想,尤以唐代孙思邈创造性运用中国“以毒攻毒”思想为指导,为病人接种脓毒以预防化脓感染性疖病,此法与人痘接种法十分接近。我们研究认为:用天花患者脓痂接种以预防天花的方法,应当也在此时萌发。必须指出,中国唐宋时期医家用以“稀痘”等防治天花的方药,数以百千计,无疑大大降低了天花的传染与病死率。再说霍乱,传入中国是19世纪初的事,我们历来有“病从口鼻而入”的警戒,数千年来一直很重视饮水、饮食卫生和环境卫生,又有防治消化道泄泻等疾病的丰富理论与经验积累。因此,该病在中国流行也不如境外之烈。与此相反的是,在国外,鼠疫一次流行能造成15甚至12以上人口的死亡,有的城市病死大半。天花肆虐使阿兹台克帝国2 500万人在10年内竟然死了2 000万人,致使帝国消亡。几个原有数百万人的印第安部落,由于天花肆虐而仅存数人,甚至完全灭绝。霍乱之杀伤力较鼠疫与天花虽然小一些,但也属于烈性传染,其死亡率在国外也比较高。欧洲历史上最悠久的王朝——哈布斯堡王朝竟因霍乱大疫而颓然倾覆,令人非常恐惧。

相对而言,烈性疫病传入中国,在中国人毫无免疫能力的情况下,不但未造成比其原发地严重的倾城倾国,而且由于中国人历代形成的先进文明和名医名术,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在斗争中提高认识,在斗争中提高与改进技术手段,无论鼠疫、天花与霍乱,都没有造成如国外那样高的死亡率。

例如晋代葛洪开创了杀死狂犬取其脑,用以敷被其咬伤的人的伤口,预防狂犬病发作;以及用口服或外敷沙虱预防沙虱(恙虫病)等方法。这些探索虽然比较原始,但此尝试无疑应该是有效的,是免疫理论与技术之先驱。至于在与烈性传染病斗争中创造发明的中国人痘接种术,经俄罗斯、土耳其等传遍了世界各大洲,曾使华盛顿领导的独立战争得益……使天花的肆虐逐渐减弱。这个历史史实是任何人也无法否定的。中国人战胜疫病的历史记录是无上光荣的,无愧于灿烂的中华文明,也是对人类科学进步的重大贡献。

中国人防治疫病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有数千年的记述。从现代意义进行的总结与规律性研究,以论文发表而言,也有了百年的历史。如《医学卫生报》1909发表的《肺痨传染史》,《中西医学报》1910发表的《鼠疫之历史》,《东方杂志》(1919)发表的《流行性感冒之历史研究》,《同德医学》(1922)发表的《考痘(天花)》,等等。中国医学史研究之开拓者陈邦贤先生,于1919年完成了中国医学史上的首部医学编年史,即以专编论述了中国疾病史,并将传染病史列于首章,论述了鼠疫、伤寒、霍乱、痢疾、疟疾、天花等14种疫病史。陈先生还于1932年应聘在江苏医政学院开设讲授传染病史与防疫史的课程。这些开拓性的疫病史研究,发掘了许多史实,为我们奠定了方法学基础。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为国家消灭和控制传染病大政方针服务时,我和同事们一起曾对疟疾史、传染性肝炎史、痢疾史、流感史、天花史等进行了系统的古文献调研,积累了大量的史料,拟了每种传染病10~20万字的论著,在此基础上又发表了“述要”。80年代我又鼓励我的一个学生以《中国疫病史》为题,完成了硕士论文,同时她还完成了3000年的《中国疫病流行年表》,十分可贵。但令人十分遗憾的是,此类课题在20世纪的最后年代,几经努力仍未能得到立项与资助的机会,资料被束之高阁,激情渐趋冷落。然而,我始终没有动摇对系统研究“中国疫病史”重要性的认识,没有动摇全面探索中国医学家在战胜疫病卓越贡献方面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的信念。因此,当我读到邓铁涛教授主编的《中国防疫史》一书,洋洋百余万字,上下五千年,有史实,有史论,内容丰富多彩,真是欢愉之心,无以言表。我衷心祝愿大作宏著快快出版面世,不折不扣地发挥其伟大的历史使命。也正因为此,我对邓老也更加尊重,他为我们与子孙后代又做了一件大好事。

近年来每每看到邓老为中医学发展正本清源,奔走呼号,身体力行每每实现大手笔、大举措,无不令人感动而欲追随其后。现已90岁高龄的邓老,不但勤奋于临床疑难病证之治疗和研究,而且在不知疲倦地指导中医学博士与博士后之余,更是夜以继日地笔耕不辍。

邓老对我来讲,亦师亦友。我与邓老相识,起于20世纪70年代合作编撰大、中、小型中医工具书,至今已有30多年。在这30多年中,我向邓老请教疑难问题已算不清次数了,不但包括中医学内容,更有医史学难题。20世纪90年代,我特邀邓老参与和指导《中国医学通史》巨著编撰。因为邓老长我十多岁,他对中国近代医学史中的事件大多亲身经历,每每谈起令人感到似若亲临其境。如果说我在半个多世纪的耕耘中,曾有所成就的话,邓老是我事业之友,更是我事业师。邓老30多年来每一次的举措,都鼓舞、鞭策着我的奋进、追赶与效法。

2006年春节前夕,邓老给我一函,嘱咐我为他主编的《中国防疫史巨著写序。览读其内容,令我吃惊。90岁高龄的邓老,思维活泼敏捷,逻辑规范,井然有序,史实调研极其丰富,论述流畅,有理有据,使我们可以从中借鉴前人防疫非常光辉的经验,当然亦有教训。

《中国防疫史》一书结构科学,自先秦、秦汉至清代中、晚期,由中华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由香港、澳门到台湾,上下五千年之卫生、疾病、防疫法、卫生管理、疫情、疫病治疗医学,现代公共卫生防疫管理,现代卫生防疫指导方针、体制、防疫法,等等,条分缕析,历史发展脉络十分具体,光辉史实历历在目,重大发明与防治疾病之医理医法,尽显于读者眼前。特别是作者对2003年抗击SARS之总结对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投巨资完善公共卫生应急体系的记述,十分有时代感。书中肯定了中国医学防治SARS的成功表现,这一事件为促成中国传染医学在世人面前再现辉煌拉开了序幕。

中国防疫史》一书为我们借鉴中国古代防疫之成功经验与不足,提了一面巨大的镜子。回顾20世纪上半个50年,在中国医学的发展中由于错误的认知,在卫生方针上实行了全面西化的政策。中国卫生管理机构的某些官员,看不到也不愿意借鉴中国人自己千百年实践的真知灼见。中医界也无能为力地处在为中国传统医学求生存而疲于奔命、为保留而奋斗的境况下,从而失去了发展有中国医学特色的疫病防治、卫生管理模式的机遇。事实上,中国传统医学在对抗疫病方面早有系统认知,如讲究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严堵病从口鼻而入、产隔离、深埋疫尸、捕杀疫源、高温消毒衣物餐具……现代防疫卫生管理体制之种种举措,我们先人似都已有创造和应用。严重错误的是近代防疫中卫生管理唯西方制度、经验技术为是,虽然有中医争议有医史学提供古人经验,却被某些卫生官员视之为落后。他们虽然也承认中国古代医学确有成就,但不认为有借鉴意义。人们的头脑中只认为西方的学术与管理体制才是科学的、现代化的。这种偏见长久以来始终未能得到科学的解决。我希望通过抗击SARS的经验总结,认真研究中国防疫史上的经验与教训,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疫病防卫体制。

读《中国防疫史》书稿,感慨良多。邓老嘱咐我写序,不知何由而信笔写了许多往事,作为一名医史学者的感知。这些是我读了《中国防疫史》书稿后发自内心的真实感受,用以为序也许并非有失。



《中国防疫史》序三

靳士英

 

 

疫病是对人类健康威胁最大的疾病,防疫则关系到民族昌盛、社会安宁、国家兴旺,因此世界各国共同把防疫这件大事作为永恒关注的课题。在我国,许多医学家、史学家鉴于研究中国防疫史不但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且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多年来倾注精力从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个角度进行了大量研究,撰著专题论文者有之,写作专著者有之,在医学通史中加重分量阐发者亦有之,今已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像邓铁涛教授主编的《中国防疫史》这样时空跨度久远宽广,内容全面系统,采摭史料宏博,立论中肯审慎,既可作为防疫工作的参考书又可作为工具书者,并不多见。研读之后,收获甚丰,不仅开阔了知识面,而且汲取不少有益的经验教训,足兹为广大读者推荐。其独具的特色,有以下几点:

一、博而求精。本书系一部编年史体裁的史书,首先注意了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使叙述层次分明,史实编排有序,重大问题阐明完整而汰除庞杂琐事。众所周知,我国是人类发祥地之一,近世相继有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河套人、山顶洞人等新旧石器时代多种早期与晚期智人的人骨化石出土,生存年代最早者在170万年前左右,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也在5 000年左右,且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从未中断。本书研究的时空跨度自远古原始社会以迄21世纪的2004年;研究的范围遍及我国领土内地、香港、澳门、台湾。它分时代首述时代背景、疫情概况、防疫举措,史料以正史、方志、政府公报、国家或国际组织的专题调查报告、国际法庭的审判报告为主;对疫病认识的提高、防疫的学术成就则以医学典籍、专著为主,辅以相关的出土简牍等文物、文、史、哲、报纸杂志、笔记、回忆录等文献资料。为提高引证文献的精确科学,严谨考证,均引出全文注明出处。对特殊重大事件则详叙背景、经过、举措,有的附以照片,以兹深入研究,如唐山大地震、日寇细菌战、抗击SARS等。

二、论而中肯。本书对各个历史时期的防疫工作均有讨论,阐述自家观点。其论有的寓议于述,有的夹叙夹议,重要的另立段来论述,其态度则依据史料是否充实有力,实事求是地加以区分。如对《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肘后备急方》《诸病源候论》《千金方》《圣济总录》《小儿药证直诀》《温疫论》及清代的温病著作等,对其防疫思想与具体学术成就,均点出贡献所在;对在我国多次肆虐的传染病如天花疟疾、急慢性血吸虫病、恙虫病、麻风、结核病、麻疹、白喉、鼠疫、真性霍乱、梅毒等性病均论证了传播途径、防疫举措的得失;对历史上有争议的如运用五运六气推算疫病流行情况、方药预防疾病效果、隔离疫病的伦理,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些异议较多、证据不足者则留待今后研究,采取诸说并立,给后来者以广阔探讨空间。如三国曹操兵败赤壁,其军中流行之疫病,有疟疾说、血吸虫说、斑疹伤寒说等,均作了介绍。对于观点确有不妥之处则据理论证,态度分明地加以驳诉。如对《伤寒杂论》“只能治变通传染病,不能治严重传染病”的看法,作者不仅举出临床通过张仲景所创六经辨证、脏腑辨证的方法和治方治愈许多严重病证的事例,而且指出至今仍广泛应用于多种传染病而取得疗效,认为其功不可没。

三、鉴而为用。这部著作的宗旨,就在于“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鉴”,“古为今用”。作者以鉴而资治的精神,希冀于未来者厥有三事:

其一强调重视组织管理、培养人才,才能使“预防为主”的精神落到实处。认为古代防疫的缺陷主要是缺乏政府有力的组织领导和得力的人才,不为人民而为统治阶级服务,“罪己诏”“祈禳”“求傩”等荒唐之举是毫无用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举国上下防病治病,以人为本,使多种难以消灭的传染病迅速得到控制,实政府组织得力、施政为民之功。1994年国家改卫生防疫部门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扩大了工作范围,应对突发事件更为有力。如能培养优秀的疾病预防控制、卫生监督执法等方面的组织管理人才,将其充实其中,将会更有效率和效果。

其二强调贯彻“中西医并举”,倡导中西医结合,要多培养拔尖的世界一流专家,使之不但善于汲取国际上的尖端技术、信息,而且能自主创新、解决难点。作者认为对于中医的疫病防治成就应予肯定,在古代社会作为主流医学,它已经作出了许多贡献。如“天人相应”的医学模式,“上工治未病”的预防观,“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防疫观;恙虫病的发现、血吸虫病的急慢性临床表现与流行病学、天花的分型分期与水痘麻疹的鉴别;常山与青治疟、黄连治痢、砷剂治梅毒;人痘接种法之发明等成就,均曾在世界位居前列。现代用辨证论治法治疗麻疹、乙脑、流行性出血热、SARS等传染病也取得了很好疗效;尤其是SARS在病因尚未清楚时期,中医运用温病卫气营血与三焦辨证论治介入,与西医协作取得了优于单纯西医治疗的成绩,且被世界卫生组织所肯定。

其三强调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对突发卫生事件预作准备。作者不惜篇幅,搜集大量史料,旁征博引,重笔揭露了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对我实施灭绝人性的细菌战罪行以及帝国主义在抗美援朝时期对我进行生物战的实际情况,以引起国人的警觉。另外,还详细论述了发生于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救灾防疫经过,其死亡人数超过印度洋海啸,达到24万人。在无外援的情况下,我国及时动员解放军及全国力量,采取迅速有效的举措,做到了灾后无大疫。这些篇章旨在唤起人们的忧患意识。如我国这样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内有大小不断的疫病、灾害,外有霸权主义的威胁、遏制,我们必须把疾病预防控制提高到国家安全的高度来预作准备,临机正确应对。当前全世界新兴的传染病不断出现,其传播能力、死亡率均很高,如艾滋病、SARS、禽流感等;老传染病死灰复燃的势头很强,如疟疾、结核病、血吸虫病等。随着交通的日益发达、人口的流动,许多传染痛不再局限一地,均可能形成全国、全球性的流行。所以必须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多方协作,加强监控,早期发现,及时应对,防止流行案发,确保国家安全。

本书主编邓铁涛教授是我国著名的中医学家、医史学家,学识渊博,治学严谨,桃李满天下,誉载全球。《中国防疫史》之作是其多年治史的成果,相信此书必将受到医学界、史学界和疾病控制工作者的欢迎。至于书中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有待今后充实修正。欣逢出版,不揣浅薄,敬为之序。




《中国防疫史》序四

王宁生

 

目前已有不少的医史著作(包括中医史),但邓铁涛教授主编的中国防疫史》一书不仅仅是在诸多医史著作中再增加一部著作,而是在于揭示了自古至今中国医学对传染性疾病的认识、防治及其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同时也使我们认识到中国医学是世界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防疫史》一书详细考察了以往的史实,以客观的态度记载、综合、研究中国历代疫情的发生、发展、防治的措施与过程,揭示其与中医药理论的发展以及与当时的政治、社会进展的关系。

如果我们不知历史,不清楚以往发现真理的过程,我们就不能正确地明了现在,预测将来。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借鉴,了解历史,学习历史,从历史中获得启发,获得知识。因此,《中国防疫史》不仅是一部史学著作,也是一部医学专业著作,它将对我们的工作和今后的实践有很大的帮助和参考价值。



后记:


邓铁涛教授在指导医史教研室工作时,经常提到要很好总结历代医家防治疫病的经验。2003年的SARS之后,他更是多次提到要写好防治SARS的历史。我们虽然关注并收集了部分有关资料,但还未正式列入工作日程。恰在此时,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编辑提出了这个选题,邓老欣然答应组织此项工作,并以广州中医药大学医史教研室和第一临床医学院的教师为骨干组成了编写组。经过努力,现在终于完成了这部《中国防疫史》书稿的写作。

这本书的时间跨度比我们原来预想的更长,从远古直至当代;内容范围也更大,不仅撰写医学的发展,还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为了写作本书,编写组分工合作,奔波有关省区,在各地图书馆、档案馆及有关人士的协助下,获得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尽管如此,仍不可能做到对所有事件、所有问题完全清楚,不少地方仍然需要借助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

就我们的理解,防疫史首先是科技史,它在许多方面要求真实准确,以具备科学价值。但由于多种原因,对以前的疫情性质难以获得公认的结论,患病和死亡人数也不可能获得准确的统计资料,即使是较近代的疫情数据,有关资料记载也经常不一致。对这些情况,我们尽量对照列出,以供后来者参考。另一方面,防疫史又是社会史,政府和社会对危机的应对与处理,也是后人更关心的话题。因此,我们在处理资料方面,不完全按预防医学的要求,不去试图描画各种疫病完整的数据曲线,而是以事件为中心,尽量通过资料展现彼时彼地人们的行动和心态。同时,我们也尽量反映不同时代医学对瘟疫的认识水平与防治能力,其历史经验和教训是足以供今人汲取的。

本书的出版,除了编写组成员的共同努力,以及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精心编辑外,还得到了许多人士的帮助。例如,香港大学的莫飞智教授、中山大学的何岚博士等热心协助查找资料,广州中医药大学的白洁等同学协助翻译部分外文文献,李允红老师和岑锦裳、张翘等同学协助打印,还有其他同志的关注与帮助等,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付梓之际,承蒙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彭珮云同志在百忙之中为本书题写书名,谨此致谢。

 

《中国防疫史》编写组

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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