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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 历史上的瘟疫与人:鼠疫防治——中国公共卫生的开端 (之一)

2020年03月25曰全民阅读



编者按: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威廉.H.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在《瘟疫与人》中指出:“传染病在历史上出现的年代早于人类,未来也将会和人类天长地久地共存……”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在医学高度进步的今天,人类历史上被称为“瘟疫”的传染病大规模传播的灾难事件似乎已尘封于历史,对于国人,2003年“非典”(SARS)带来的记忆也已渐渐淡去。而当冠状病毒又一次“变脸”席卷而来,我们感受到的恐惧、无助、温暖、感动……带给每一个普通人的冲击绝不仅仅只是医疗卫生问题,而是关涉社会、政治和文化等诸多方面。


为使读者深入了解人类与瘟疫斗争的历史,坚定防疫信心,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联系了多位研究医学史的专家学者,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将在本社公众号上陆续发表系列文章,为读者展现他们研究视野下的中国乃至人类抗疫历史中的人与事。


以史为镜,是为了反思现在,面向未来。面对人人自危的瘟疫,从个人,到社会,如何以一个谨慎而坦然的心态来面对,如何去关怀生命、敬畏生命;面对灾难,我们的成败得失,从而推动某些社会机制甚至社会思潮的修正和发展,都值得我们很好地省思。


中华民族从未退缩和屈服,我们必将胜利!



鼠疫防治——中国公共卫生的开端

(之一)

张大庆


一、临危受命

“1910年12月24日晚,从宁静的哈尔滨火车站里,走出两位年轻人。一位绅士模样的人,中等身材,手提一个小箱,里面装着一架英国制造的Beck牌袖珍型显微镜以及从事细菌学检查所必需的物品。陪伴的是他的助手,身体略显清瘦,提一个藤条箱子,里面装满了各种检查病菌的染色剂、显微镜需要的载物玻璃片、盛着酒精的小瓶子,以及试管、针头、解剖钳等,这些都是检查病菌而必备的工具。”


这是两位年轻人之一的伍连德在其自传《鼠疫斗士》开篇里的描述。伍连德(1879—1960),字星联,出生在马来西亚槟榔屿的一个华侨家庭,祖籍广东新宁(今台山市);1902年,取得剑桥大学医学学士学位并获研究奖金,先后在英国利物浦热带病学院、德国哈勒大学卫生学研究所及法国巴斯德研究所进修与研究,师从当时最著名医学家研究医学,1903年,通过剑桥大学博士考试。1904年底,伍连德回到槟榔屿开设私人诊所,并积极参加华侨社会服务,致力社会改革,如反对吸毒和赌博。1908年,伍连德正式出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帮办,时龄29岁。另一位年轻人是他的助手,名叫林家瑞,是他从天津陆军军医学堂高年级学生中挑选出来的。他们是奉大清国外务部的命令,于12月21日离开北京,坐了三天火车,赶到哈尔滨处理紧急事务——控制一场灾难性的瘟疫——鼠疫。


资料表明,1910年秋,满洲里已有鼠疫流行,控制当地的俄国人在10月已记录了第一个病例,并由细菌学检查所证实。到了11月中旬,已有158例病患和72例死亡的记录。俄国人采用火车空车皮来隔离有接触史的人,当地的流行在11月底基本得到了控制。然而,由于部分疫区居民乘火车沿东清铁路逃离,一些发病的患者在沿途车站下车,疫情就这样向东沿铁路传到了其他地方。12月初,齐齐哈尔出现鼠疫病例,紧接着哈尔滨成了疫情传播的中心。沿着铁道向东鼠疫传到了三道河子,向南鼠疫侵袭了吉林、沈阳、山海关、大连、天津,直接威胁北京。


此时,清政府虽设置了东三省总督,但基本是有名无实。俄国控制着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东清铁路沿线地区,而日本则控制长春以南的南满铁路沿线地区。日俄两国为了争夺更多的权益和控制这个地区,彼此明争暗斗接连不断。鼠疫的流行为日俄的干涉平添借口,如果中国未能使用科学方法及时将猖獗一时的鼠疫扑灭,虎视眈眈的日俄两国就会对中国施加政治压力。日俄当局已明确表示,如果中国政府再不采取严厉措施控制疫情,他们将派自己的医务官员来处置。时任外务部右丞的施肇基预见到可能的外交后果,他极力主张朝廷应尽快派员处置此次危机,并举荐伍连德担此重任。12月19日,施肇基电令伍连德赴京商议要事。次日,伍连德乘早班火车由津抵京。见面稍事寒暄后,施肇基告知伍连德哈尔滨暴发了烈性传染病,并且当地已有居民罹难,需要派细菌学家前往查明病源并尽可能将其扑灭,此事不仅人命关天,且关乎国家外交大政。满怀抱负与理想的伍连德,对基本上由日本人主导的天津陆军医学堂的工作并不满意,期望更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因此,当听施肇基说完召见缘由后,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项任务,并立即前往哈尔滨。不过当时他并未预料到“那是去扑灭一场可怕的大陆性肺鼠疫的大流行”。



二、人类历史上的三次鼠疫大流行

鼠疫被称为烈性传染病,在人类历史上曾有过三次大流行。第一次被记载的鼠疫大流行发生于6世纪,当时称之为“热病”,史称“查士丁尼瘟疫”(Plague of Justinian),可能起源于非洲中部东,542年经埃及南部塞得港沿陆海商路传至北非,547年抵达西欧,流行的中心在近东地中海沿岸,死亡率高达20%~30%。这次鼠疫大流行导致了东罗马帝国的衰落。在接下来的200年里,整个地中海地区又反复爆发了多次致命的大规模鼠疫。


第二次鼠疫大流行发生于14世纪,其起源众说不一。这次大流行使得中东地区以及欧洲损失惨重。在1347—1350年间,据估算欧洲丧生于该病的达2500万人,占当时欧洲人口的1/4;意大利和英国死者达其人口的半数,史上称之为“黑死病”。有学者认为,第二次鼠疫大流行延续了几百年,呈现出连续多次爆发的特点,大约到1800年才结束。导致鼠疫连续暴发的原因复杂,一般认为可能与伊斯兰的扩张、十字军东征、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兴起,以及莫卧儿人的征服有关。不过,鼠疫大流行也刺激了欧洲城市建立起全新的公共卫生体系。自18世纪早期开始,欧洲通过筑起一道稳固的奥地利城墙,逐渐将来自土耳其的鼠疫入侵隔离起来。在10万多人严密监控之下的无数检疫所和检查站,这样一道举世闻名的卫生防疫线限制了贸易往来和人员的流动,这样一来,欧洲避免了第三次鼠疫流行。


第三次大流行始于19世纪末(1894年),至20世纪30年代到达最高峰,总共波及亚洲、欧洲、美洲和非洲的60多个国家,死亡达千万人以上。此次鼠疫大流行传播速度之快、波及地区之广,远远超过前两次。这次鼠疫大流行的特点是疫区多分布在沿海城市及其附近人口稠密的居民区,家养动物中也有流行。我国也是受此次鼠疫流行危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据统计,我国在1893年、1901年、1907年、1910年、1917年的鼠疫发病人数均在4万以上,其余各年也超过万人受染。其中,1893—1894年鼠疫死亡者达10万;1910—1911年东北鼠疫流行延及华北,死亡者6万余;1917—1918年内蒙古、陕西、山西鼠疫流行,死亡者近0.5万。


第一次鼠疫流行之际,人类几乎没有有效的防治办法。当“黑死病”在欧洲各地蔓延时,依文化不同,人们想出了各种方法企图治愈或缓和这种令人恐惧的症状,使用通便剂、催吐剂、放血疗法、烟熏房间、烧灼淋巴肿块甚至把干蛤蟆放在上面,或者用尿洗澡。当时法国的一位医生曾经夸口自己的医术如何高明,通过17次放血疗法终于治好了一位律师朋友的病。而法国另一位外科医生则建议,医生可以通过凝视受害者来捉住疾病。欧洲中世纪在宗教文化的统治下,人们往往把瘟疫的原因归结为人类自身的罪孽所引起了上帝的愤怒。在德国,一些狂热的基督徒认为是人类集体的堕落遭致神明的惩罚。他们裸露上身,穿过大小城镇游行,用鞭子彼此鞭打,不断地哼唱着“我最有罪”。此外,瘟疫也导致了种族的敌视。在德国,梅因兹有1.2万犹太人被活活烧死,斯特拉斯堡有1.6万犹太人被杀。也有学者指出,鼠疫在欧洲的泛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鼠类的天敌——猫在中世纪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在教会的鼓动下,人们像对待势不两立的仇敌一般对待猫,使中世纪猫的数量大为减少,由此导致鼠害泛滥,终于在14世纪暴发了一场可怕的鼠疫。


薄伽丘的《十日谈》写于1349—1351年间,其时间背景就是欧洲大瘟疫时期,当时佛罗伦萨十室九空,一派恐怖景象。十位贵族青年为避难躲到郊外的一座风景宜人的别墅中。欢乐总与青春相伴,惊悸之情甫定,他们便约定以讲故事的方式来度过这段时光,用笑声将死神的阴影远远抛诸脑后。他们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一共讲了十天,恰好有了一百个故事,这是《十日谈》书名的由来。故事中的人物几乎包括了当时各行各业人士。而这些人物共同的舞台就是这场历史上最为可怕的瘟疫。在《十日谈》的故事中,在青年们欢声笑语的快乐生活背后,你始终能够看到瘟疫的影子。


与薄伽丘同时期的意大利著名诗人、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彼特拉克(Petrarch,1304—1374) 在写给他居住在意大利蒙纽斯修道院的弟弟信中,对这场瘟疫有更为直接的描写:


“我亲爱的兄弟,我宁愿自己从来没有来到这个世界,或至少让我在这一可怕的瘟疫来临之前死去。我们的后世子孙会相信我们曾经经历过的这一切吗?没有天庭的闪电,或是地狱的烈火,没有战争或者任何可见的杀戮,但人们在迅速地死亡。有谁曾经见过或听过这么可怕的事情吗?在任何一部史书中,你曾经读到过这样的记载吗?人们四散逃窜,抛下自己的家园,到处是被遗弃的城市,已经没有国家的概念,而到处都蔓延着一种恐惧、孤独和绝望。哦,是啊,人们还可以高唱祝你幸福。但是我想,只有那些没有经历过我们如今所见的这种凄惨状况的人才会说出这种祝福。而我们后世的子孙们才可能以童话般的语言来叙述我们曾经历过的一切。啊,是的,我们也许确实应该受这样的惩罚,也许这种惩罚还应该更为可怕,但是难道我们的祖先就不应该受到这样的惩罚吗?但愿我们的后代不会被赠予同样的命运……”


当然,人类不会让瘟疫任意肆虐,在不断地寻找着对付瘟疫的办法。“黑死病”流行之时,米兰大主教无意中找到了一种阻挡瘟疫蔓延的有效办法——隔离。当瘟疫快要蔓延到米兰时,大主教下令,对最先发现瘟疫的三所房屋进行隔离,在它们周围建起围墙,所有人不许迈出半步,结果瘟疫没有蔓延到米兰。在随后的几百年中,隔离已经成了人们预防各种疫病的常用方法。18世纪前后,欧洲各国加强了基础卫生设施的建设,如上下水道的改进,并且重视对垃圾的处理,普遍进行杀虫和消毒,使鼠疫等一度严重危害人类生命的传染疾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在应对鼠疫第三次大流行时,人类对鼠疫有了真正的认识,逐渐弄清楚了鼠疫的来源和传播方式,开始研究科学的防治措施,鼠疫逐渐得到了有效的控制。1894年,中国华南爆发鼠疫并传播至香港。两名细菌学家,法国人亚历山大·耶尔森(Alexandre Yersin)及日本人北里柴三郎分别在香港的病人身上分离出引致鼠疫的细菌。耶尔森是巴斯德的学生,1886年进入巴斯德研究所学习,1888年获医学博士学位。1890年,耶尔森赴越南开展细菌学研究。1894年,他在香港发现鼠疫杆菌。虽然同时日本医学家北里柴三郎也发现了鼠疫杆菌,但后来被证实结论有误。因此,现在一般认为耶尔森是首次发现鼠疫杆菌的科学家。1967年,鼠疫杆菌的学名改为 Yersinia pestis以示纪念。1898年,法国科学家席蒙(Paul Louis Simond)在印度孟买首次证明老鼠及跳蚤是鼠疫的传播者。


鼠疫是一种以老鼠和跳蚤为传播媒介、传播速度极快的传染病。因患者常伴有淋巴腺脓肿或皮肤出现黑斑,因此历史上也称之为“黑死病”。鼠疫杆菌为短小的革兰氏阳性球杆菌,对外界抵抗力强,在寒冷、潮湿的条件下,不易死亡,在-30℃仍能存活,但它对一般消毒剂、杀菌剂的抵抗力不强,对链霉素、卡那霉素及四环素敏感。其传播方式分两种:一种是鼠间的鼠疫,一般在人间发生流行之前发生,通过鼠蚤吸血传播;另一种是人间的鼠疫,人被感染的鼠蚤叮咬而传染,也可因宰杀感染后的动物,由破损创口侵入,或因吸入含鼠疫杆菌的气溶胶感染。


鼠疫杆菌的毒力差异很大,那些毒力轻微的鼠疫菌株可成为疫苗。如果鼠疫耶尔森氏菌内含有能够方便其进入细胞内的包膜蛋白和其他能够阻止体内白细胞杀死感染细胞的抗体,那么就会引起非常严重的疾病。鼠疫杆菌可以释放细胞内毒素和细胞外毒素,攻击循环系统。如果在感染鼠疫后不接受治疗,60%的人会在感染后10天内死亡。如果一名患者在腺鼠疫发病期侵袭到肺部,咳嗽时可以咳出毒性极强、有荚膜的病原微生物,并且可以被近旁的易感者快速吸收到粘膜上,从而导致“原发性”肺鼠疫,而直接由人到人进行传播。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那病死率就近乎是100%了。


本文由张大庆教授授权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公众号发表,分三部分连载。

张大庆,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医学图书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