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 | 历史上的瘟疫与人：鼠疫防治——中国公共卫生的开端 （之二）

张大庆

当伍连德抵达哈尔滨时，他所知的信息仅仅是在傅家甸出现了一些未知的致命病例，病人的症状是高烧、咳嗽、咳血，几天之内皮肤变成紫色，然后死亡。由于疫势紧迫及直接受命于外务部，伍连德的调查工作进展顺利，且得到了哈尔滨道台和医务人员的积极协助。通过调查，伍连德感到疫情非常严重。由于当地官员自夸颇懂医术，不相信细菌、传染等西医理论，因此没有采取任何隔离、消毒等防疫措施，其所做的仅是将一家浴室改为收容站，收容鼠疫患者和那些有咳嗽、咯血、头痛症状的疑似病人，不加区分地混在一起。

伍连德查访了临时设置的防疫医院，并于12月27日实施了一例死亡病人的尸体解剖，经过显微镜观察所取的血液、心、肺、肝、脾的标本，发现了鼠疫杆菌。伍连德立即电告外务部，报告这一发现并提出防疫计划。防疫计划包括确定了该传染病几乎完全是由人到人的传播，因此扑灭瘟疫的所有努力应集中在流动人群和当地居民中；设立鼠疫医院、隔离营，收容接触者，鼓励当地警方的配合；调集更多的医生和助手；提供足够的防疫经费；严格检查铁路沿线的卫生状况，一旦疫情出现应采取严厉的防疫措施等。

尽管伍连德的计划很快得到了批准，但计划的实施还是遇到不少麻烦。哈尔滨地区的政治局势相当复杂，虽然1905年清政府在哈尔滨设置了滨江道官道衙门，但初期其职能非常小，仅限铁路交涉事宜和督征关税，没有具体的管辖地域，后期改为“吉林省西北路分巡兵备道”，管辖四府、一厅、两县，开始成为清政府最北方的一个权利中心，掌管哈尔滨及周边府、县的政治设施、财政运作等事宜。不过，自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清政府签署《辛丑条约》之后，俄国在我国东北的势力日益扩张，日本也觊觎这块宝藏丰富的肥沃土地。1904年俄日战争在东北爆发，日军获胜。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调停下，在美国的朴茨茅斯日俄签署和约，将旅顺、大连、南满铁路及库页岛南部让与日本。不过，美、英、法、德、意诸国也不愿意东北为日俄所占，美国主张东北开放，清政府也希望借美英力量遏制日俄。

为了摸清疫情及采取适宜的防疫措施，伍连德逐一拜访了住哈尔滨的俄、日、英、美、法等国的领事馆，然而，除美国领事顾临比较友好，承诺协助与合作之外，其他各国领事馆都非常冷淡。实际上，此时已有日、俄、英、法等国的医生在哈尔滨调查疫情，他们似乎对这个年轻的中国医生的意见并不在意，只是在那位颇为自负的、时任北洋医学堂首席教授的法国医生梅尼不幸染上鼠疫去世后，伍连德的防疫措施——包括隔离病人、戴口罩等才得以迅速、广泛地实施。

1911年初，来自北京协和医学校和陆军医学堂的医生及高年级医学生加入了防疫队伍。在伍连德的领导下，采取了分区控制疫情、治疗病人、处置死者的一系列措施，将学校、剧院和浴室改建为隔离站，庙宇和旅店改建为隔离病院和鼠疫医院。他提出，感染是由人到人，通过带血的飞沫直接传染的，病人的飞沫中含有大量病菌，制止流行的唯一方法是严格地将病人与健康人隔离开来，戴口罩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同时，应严格限制人群流动。当时正值岁末，许多人准备回家过年。伍连德调来军队，检查流动的人群，特别是铁路，将鼠疫患者送入医院，家庭消毒隔离。经过30天紧张和不懈的努力，鼠疫流行终于得到了有效的控制。1911年3月1日，哈尔滨的鼠疫死亡人数从最严重的一天死亡183人下降为0。接着防疫队伍移师双城、长春、沈阳，采取相同方法。至4月，东北鼠疫得到全面控制。

伍连德等在东三省防疫之际，外务部施肇基的压力并未减轻。由于瘟疫的逐渐南行，旅华洋人惶恐不安。北京东交民巷外交团区内已限制华人入内。时任外交团主席的奥地利驻华公使催促施肇基急谋治疫良策。施肇基了解到当时对肺鼠疫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便建议外务部筹办“万国鼠疫研究会议”，邀请各国政府指派专家，共研治疗之法。邀请得到了积极的回应，各国政府纷纷派专家参会，其中一些是国际著名的医学家，如美国细菌学家、痢疾杆菌发现者斯特朗（R. D. Strong），日本细菌学家、鼠疫杆菌发现者北里柴三郎以及俄国细菌学家佐勃洛特尼（Zabolotney）等。日方代表以其声望甚高为由，要求担任会议主席，但施肇基以与会各国名士颇多，难免引起争执为由婉言谢绝。施肇基以“治疫大臣”的身份出席会议，委任伍连德为会议主席。

1911年3月初，伍连德收到施肇基发来的电报，告知朝廷将于4月初在奉天召开“万国鼠疫研究会议”，并要求伍连德尽快前往沈阳筹备大会的各项会务和议程。伍连德在离开哈尔滨之前向协助他工作的同事和学生表达诚挚的感谢，3个月的紧张、艰苦并充满生命危险的日子里，大家精诚合作，齐心协力，使疫情得到迅速扑灭。伍连德抵达奉天后，详细地了解了会议筹备工作，这是中国举办的首次国际科学会议，不仅要接待多国医学专家，还要准备科学会议所需的设备与仪器，以及有关鼠疫防治的各类资料、图片等。清政府非常重视此次会议，总督锡良和施肇基两次参会，了解会议进展。会议结束时，总督锡良代表清政府向出席会议的代表赠送了用采自东北的天然纯金制成的纪念章。

1911年4月3日，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国际医学会议——“万国鼠疫研究会议”在奉天举行，来自美国、奥匈帝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墨西哥、尼德兰、俄国以及中国等11个国家的医学专家出席会议，这次会议对推动中国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会议首先宣读了皇帝的上谕及摄政王谕。总督锡良发表的演讲令到会者印象深刻，他讲道：“夫中国研求医理之书，溯厥源流，历代以来，颇多发明之处。施治内外各科疾病，亦未尝无效。惟鼠疫为中国近世纪前所未有，一切防卫疗治之法，自当求诸西欧。但恃内国陈方，断难收效。且医术与各科学并重，医术与文化俱新，并辔以驰，斯臻美备。物质科学，既为敝国所不可少，各国明哲所发明最新最精之医理，吾民又焉可阙焉不讲？”他还表达了欢迎之意。施肇基在开幕式的演讲中建议会议对鼠疫的起源、传播方式及处理流行的方法，肺鼠疫与腺鼠疫的差异，在城乡建立预防接种机制，疫苗与血清用于预防和治疗病人的可靠性究竟有多高等问题进行深入的研讨。他还向出席会议的代表介绍了大会主席伍连德的学术背景及在本次鼠疫防治中作出的重要贡献。俄国细菌学家佐勃洛特尼代表出席会议的各国医学专家讲话，感谢大清帝国政府的邀请，希望通过此次会议有助于中国在鼠疫防治方面采取更为有效的措施，并努力防止该病的卷土重来。他赞赏清政府应对这场危机的开明政策，对中国医务人员的努力与才能表示钦佩，并对所取得的成绩感到鼓舞。最后是会议主席伍连德的致辞，他说：“我将提醒你们注意的是，这是在中国举行的第一次国际医学会议，这次会议的深远影响是不可估量的。除了你们观察到的满意结果和鼠疫问题的解决方案之外，通过这次会议，你们将不仅对国家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对中国未来科学医学的进步起到推动作用。我荣幸地担任这次会议主席，但我也深深地感到它的重担，这是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它将使中国在促进人类幸福的国家中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

次日，伍连德在大会作主席报告。他简要回顾了近十年来鼠疫在东北及周边地区流行的情况，介绍了过去3个月来的鼠疫防治经验和教训，强调了在鼠疫防治过程中，朝廷准予对染疫死者集体火化和为探明病因进行尸体解剖，是中国近代医学史上的两个标志性事件，同时也证明了科学能够拯救生命，免除民族之灾难。

这次会议历时4周，一共举行了23次讨论会，内容涉及鼠疫的病理学、细菌学、流行病学研究，临床治疗和预防措施，疫情对商业贸易的影响等方面，参会专家分别发表了调查和研究报告，并开展了热烈的讨论。会议期间，参会者还访问了大连、旅顺和哈尔滨。最后会议形成了大会报告，得出了45条结论，会议报告的英文版于1912年在马尼拉正式出版。会议结束后，与会代表前往北京，受到外务部的热情款待。“万国鼠疫研究会议”的成功举办，为现代医学在中国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伍连德的卓越表现也赢得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誉。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梁启超指出：“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